1939年7月10日，**從重慶回到延安后，在赴**黨校作報告的途中因馬受驚，不幸摔傷，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延安醫療條件有限，**了一個多月效果不佳，右臂有成終身殘疾之虞，****決定送**去蘇聯醫治。

　　1939年9月14日，由****駐****代表任弼時聯系，**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宮醫院**。在蘇聯接受**停留的5個多月時間里，**堅持“工作比醫病更重要”，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撰寫《**問題備忘錄》

　　**赴蘇之時，**抗戰已經進入相持階段，國共內部矛盾日益凸顯，國民黨頑固派正在**掀起**次“**”**。而****對****局勢的認識卻很模糊，有些人甚至擔心****黨人也熱衷于搞摩擦，而不是集中精力對付外敵。為了說明事實真相，**在住院期間，撰寫出一份長達5.5萬字、116頁的《**問題備忘錄》，于1939年12月29日送交****執委會。

1939年8月，**赴蘇前與劉少奇合影

　　這份《備忘錄》共分“中日戰爭的新階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黨的工作與八路軍、新四軍的工作”“黨的第七次大會及其準備工作”四個部分。

　　在**部分中，****介紹了**抗日戰爭的現狀，指出：“武漢戰役以后，**抗日戰爭的**階段已經結束。目前，這一戰爭進入了第二階段。”“目前戰爭第二階段的特點是，無論我方或敵方總的說來都處于穩定狀態。敵人雖然沒有放棄向**內地入侵，但它的戰略**已轉移到消滅自己后方的游擊隊，在其占領地區進行建設和開拓富源，將**放在政治進攻與施加經濟壓力上，迫使**投降。”**提醒道：在抗戰的第二階段上，“投降與****的可能，成了這一過程中的主要危險”。在第二部分中，**介紹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和特點，著重指出國共合作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基本內容。其形式和特點是：“**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在矛盾中發展的。由于統一戰線的進步，抗戰正在頑強地堅持，國民政府的政策爭取有所進步。但在統（抗）戰形勢惡化的情況下，**與投降的危險將加劇。由于抗戰在繼續，有時摩擦緊張到**程度，就又緩和下來。有時由于統一戰線的發展，統治階級及其政黨開始不安起來，于是又發生新的摩擦。這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經常處在復雜的、曲折的、變化的過程中。它時而進步，時而**，但它的總趨勢是走向某些進步。”在后兩部分中，**系統地、詳細地匯報了****黨各方面的工作，八路軍、新四軍的工作和**七大的準備工作。

　　這份報告被譯成俄文后交給季米特洛夫，由他的政治秘書壓縮到20頁打印紙，再經季米特洛夫送交斯大林和****的執委們。后來，**又作了修改，以《**抗戰的嚴重時期和目前任務》為題，發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雜志上。

　　向****作正式報告

　　1940年1月間，****執委會全體會議聽取了**的口頭報告。出席會議的有季米特洛夫、歌德瓦爾特、庫西寧、曼努伊爾斯基、拉科西、皮克、馬爾蒂、伊巴露麗等。岡野進（即野坂參三）和任弼時也列席了會議。**講了兩天，每天都在四五個小時以上，加上翻譯時間共約八九個小時，他將**統一戰線形成的來龍去脈及其中一些關鍵問題進行了清楚透徹的講解。當時，****執委們最關心的是**抗戰能不能堅持下去，**人民能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因為這是關系到世界反**戰爭的前途的問題。

1940年初，**和**在莫斯科同**駐****代表團負責人任弼時等合影。右起：蔡暢、張梅、任弼時、陳琮英、**、**、孫維世

　　**的報告引用大量數據，詳細地向****匯報了兩年多以來，**為建立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戰作出的艱苦努力和不懈斗爭。報告在****執委會主席團內引起重要反響，在**程度上打消了****對****能否維護統一戰線，妥善處理國共關系的疑慮和擔心，加深了他們對**的理解、信任和同情，堅定了****對**取得抗戰勝利的信心。季米特洛夫特意舉行家宴款待**，并請**回國后代表他向那些戰斗在前線和后方的**抗日將士問好。他滿懷信心地對**說：“我相信，**革命勝利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的報告也為****進一步幫助、指導**提供了重要決策依據。鑒于**局勢和****黨復雜的斗爭條件，季米特洛夫責成卡里利奧、迪亞斯、弗洛林、**等組成的委員會同**同志和****執委會干部部及其他部的工作人員一起討論，為****執委會主席團擬定相應的建議。1940年1月29日，季米特洛夫還就**問題致信詢問斯大林，請斯大林在兩個基本問題上能給予****指示和建議：

　　1、為了防止**統治集團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黨應該采取怎樣的方針和措施。

　　2、為了在目前條件下繼續進行斗爭，特別是鑒于國民黨領導集團實行****黨和消滅特區及八路軍、新四軍的政策，**黨應該采取怎樣的方針和措施。

　　****和斯大林**重視**的報告。經過研究討論，2月至3月間，****執委會主席團就**的報告通過了一系列決議。1940年2月間，****執委會主席團作出《關于**代表團報告的決議》。其中指出：**人民必須首先依靠本身的力量、**的富源和自己的團結，而不要建立對外國帝國主義的調解的**幻想。至于黨，必須采取措施從各方面加以鞏固。

　　此外，****執委會主席團還向****各支部（各國**黨）提議：展開最廣泛的同情與援助**人民的運動。

　　這個文件說明****執委會在聽取**的報告后，同意投降和**已成為**政治局勢中的主要危險，正式認可了****在抗戰的這個嚴重時刻所制定的政治路線。季米特洛夫親手把這個決議交給**，并說明這是在斯大林親自主持下討論和草擬的。**把它的中文譯本隨身攜帶回國，交給****。

　　1940年1月8日，**還在青年****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作了關于**青年運動的報告，介紹了1935年以來****黨對青年的組織、宣傳、教育等方面的情況。他還在莫斯科**黨校作了《關于**抗戰的問題》的報告，介紹了**抗戰當前的階段特征、日本的應對方式、**人民面臨的危險和需要采取的措施。為紀念俄國十月革命22周年，**撰寫了《帝國主義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一文。

　　爭取經費和物資援助

　　1939年11月26日，****致電**：“后方機關的開支每月就有50萬**元。所有現金到今年年底才能拿到。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所需資金還沒有著落。請與有關同志協商，積極解決這個問題。請于今年年底攜帶資金返回延安。”**隨即向季米特洛夫說明了**財政困難狀況，并遞交了1940年黨和軍隊的開支預算，請求****給予援助。從這份詳細預算中，可以看到黨的每月開支總數為70.796萬**元，收入數是30萬**元，每月缺口40.796萬**元，合5.828萬美元；軍隊每月開支總額為420萬**元，南京國民政府撥給軍餉77萬**元，地方政府機構所得軍隊收入133萬**元，每月缺口210萬**元，合30萬美元。**黨和軍隊每月財政赤字為35.828萬美元。

　　1940年2月23日，季米特洛夫就向**提供財政援助一事專門致信斯大林，建議：考慮到**的現實處境和保證黨的報刊、宣傳及培訓黨和軍隊干部的現有黨校網絡的需要，1940年度向****黨提供35萬美元的援助是適宜的。這一額度與**每年的財政赤字有較大差距，但也在**程度上緩解了財政困境。不過，**斯大林批復給**的援助金額為30萬美元。

　　1940年8月，**致電季米特洛夫，告知：5月底前已收到款項14.667萬美元以及0.82萬英鎊，加上**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的6.5萬美元和0.75萬英鎊，共計26.9470萬美元。但這是按照之前**同索爾金（索爾金于1937年至1941年任****執委會**聯絡部副部長、****執委會通訊社副社長，1941年至1947年為****執委會干部部**顧問）所談妥的英鎊對美元匯率1:4所折算的。因此，**請求****按照英鎊的**價額折算，希望從****處得到規定給**30萬美元款項中的余款8.741萬美元。9月，**又收到****經費4.3287萬美元和1.15萬英鎊。次年2月17日，**又收到2.45萬美元及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轉來的3萬美元。至此，**在****積極協調的30萬美元已經落實。

　　**還積極爭取干部培訓、醫療設備、無線電通信器材、新聞紙等援助項目。希望****能解決一些必要的軍事技術裝備和教員，讓學員能夠繼續學習以完成學業，或者將其中**學員送到蘇聯莫斯科或**木圖地區軍事培訓班繼續學習。

　　1940年4月23日，****執委會書記處致電**，告知：無線電發報機及其馬達、制鋅板材料和無線電器材已經發出到蘭州了。報紙印刷紙張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同時，****正在弄清楚能否寄送藥品和自然科學參考書等。此后，****還就建立新的聯絡點多次致電**等，以期給**更多的物資援助。**陸續獲得了藥品、武器等物資。

　　特別要指出的是，1940年2月底**回國時，從****爭取到一臺10千瓦的廣播發射機。這臺龐然大物被拆卸成散件，分裝在幾個大木箱中，歷經千難萬險運回了延安。經過半年多艱難的籌備，1940年12月30日晚7點整，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向全世界發出**聲清脆的呼號，**人民廣播事業從此正式起步。

1940年**從蘇聯帶回的廣播發射機

　　溝通解決有關問題

　　**在蘇期間，同****就有關**七大的召開時間及人事安排問題進行了磋商，并借機向****反映了王明、李德二人的問題。王明曾深得****信任，1937年后被****派回**參加抗戰。

　　**向季米特洛夫介紹，王明回國后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口號，并到武漢主持長江局，企圖另外組織自己的班底等。季米特洛夫聽后表示非常驚訝。同時，**提請****監委審查李德問題。李德是隨**同機回蘇聯的。李德這位打著“****派來的顧問”旗號的德國人，曾使**蘇區遭受重大損失。****監委主席弗洛林根據**的意見主持了審理。

　　**審查的結論是“李德有錯誤，免予處分”。**對王明、李德等干部問題的反映，使****及時了解到過去在**組織干部人事安排方面存在的問題，對避免****對**過多干預，保持**在干部任免上的自主權有著重要作用。

　　**在蘇期間，正趕上斯大林60歲壽辰。為此，季米特洛夫于1939年12月7日致電**，請**于12月18日前寄來毛澤東撰寫的以《斯大林是**人民獨立的朋友》為題的短文和**撰寫的以《**戰士高呼斯大林的名字》為題的短文。由于遲遲未收到賀信，**和任弼時于12月15日再次致電****提醒：“12月21日是斯大林同志誕辰60周年，請寄賀電來。”**如期發來了賀電后，毛澤東還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60壽辰大會上發表了演說。

　　在蘇期間，**不僅同******領導人進行會談，還同各國****代表們進行了深入廣泛交流，分別會見了****執委皮克、伊巴露麗、庫西寧、安東尼斯庫、馬爾蒂和駐****的歐洲各國**黨領導人等，互相交換意見。同****的有關人員談**西北、華北青年救國團體、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和華中的青年團體以及平津的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組織情況。還談到**托派的三種類型：公開擁護托洛茨基主張的、名義上是國民黨員的、外表消極其實給托派寫材料的。****一些人擔心**以鄉村為**，離開工人階級太遠。

　　**回答說：“**在農村里經過長期斗爭的鍛煉，特別是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可以**階級化。”在同蘇聯經濟學家瓦爾加交談時，曾就如何解決邊區人民生活間接受到**法幣貶值的影響問題，征求對方的意見。此外，還會見了蘇聯**黨莫斯科一**副書記，聽其介紹區黨委會的產生、下屬機構的職能和機關經費來源等情況。

　　看望慰問在蘇人員

　　**到莫斯科后，沒有忘記遠離祖國在蘇學習、工作的人員。在養傷期間，他抽空到莫斯科郊外的黨校去看望正在那里學習的**黨員。那所黨校，對外叫療養院，****稱它為**黨校，或叫七部、八部，實際上是為**培養政治、軍事干部的學校。黨校分政治、軍事兩個班，政治班有蔡暢、張子意、李士英、馬明方等，軍事班（即伏龍芝軍事學院）有劉亞樓、方志純、鐘赤兵、盧冬生等。**鼓勵學員們安心學習，早日學成回國。

　　**還到莫斯科郊區的**兒童院看望**的孩子們。這所兒童院是1937年**革命戰士救濟會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諾建立的。**抗戰爆發后專門接收**領導人及革命者的后代。毛澤東、劉少奇、瞿秋白、趙世炎、李富春等人的子女都曾在兒童院學習生活。**與**專門抽出時間去看望這些孩子，關心他們的身體健康和學習生活狀況。

**夫婦到蘇聯**兒童院看望毛岸英（右一）毛岸青（右三）

　　在蘇期間，**還解救了在困境中的****委員陳郁。陳郁是在大革命期間結識**的，曾組織工人隊伍支援過**等人領導的**次東征，并在**等啟發引導下加入了****黨，被任命為**海員總工會主席。1931年6月21日，陳郁在**安排下赴蘇聯學習。在蘇聯留學期間，陳郁受到王明的殘酷**，被指控有****活動以及參加組建羅章龍第二黨的活動，后被送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做工。自此，陳郁與****失去了聯系。**到莫斯科后，得知陳郁還活著，而且蒙受了不白之冤。他親自到****監委辦理手續，撤銷了王明對陳郁“**嚴重警告”的處分，并將陳郁調回莫斯科，準備同他一起回國。陳郁后來擔任了新****任燃料工業部部長，1955年任煤炭工業部部長，1957年任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省長，1974年逝世。

　　此外，**在莫斯科見到了蘇兆征烈士的兒子蘇河清。當時蘇河清已經化名蘇秋秋，在蘇聯電影學院攝影系學習電影攝影。**告訴他：“你能學攝影這很好，我們在延安很少有人會拍電影，希望你學了以后回國，多拍些八路軍、根據地的影片。”

在蘇聯期間，**和**看望在莫斯科學習的烈士遺孤，并同他們合影留念

　　1940年2月23日，**和任弼時出發回國之際，給****主席季米特洛夫趕寫了一封信函，提出等蘇兆征兒子蘇秋秋結束學業后，將他派回****安排任用，并請****向他提供攝影攝像、配件和必要資料，使他回國后能從事電影攝影。1946年6月，蘇河清作為**電影界接受大學專業電影教育**人，從蘇聯回到延安，被分配到晉察冀軍區電影隊任戰地攝影師，參加《解放定縣》《1949年西柏坡會議》（即“七屆二中全會”）等紀錄片的拍攝，后轉入北京電影制片廠和**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任新聞紀錄電影攝影師，參與了新**電影事業的建立和發展。

　　綜上所述，**的蘇聯之行，既**了臂傷，又圓滿完成了****賦予他出使****和蘇聯的使命，為****黨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堅持抗戰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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